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呈现出一些问题,但是这是新常态下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只有加快关键领域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目标,就是权责清晰,财力协调。除了将房产税试点作为地方政府未来举债的重要依据外,还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在采取过渡性措施的同时,相应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预算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从而逐渐形成“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新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额度、期限,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同时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约束作用。
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这显然跟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冲击极有可能成为常态,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以稳定投资者预期和信心。
第三,财政政策应在去杠杆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去杠杆过程上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要靠财政政策解决。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而是要发挥其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总需求下滑过快,又在去杠杆的同时优化杠杆结构,补齐短板。
第四,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内外平稳的压力较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上能够发挥一定的暂时性作用,但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天然不具备优势。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最终除了越来越倒逼货币环境宽松外,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浇油”。要留下好杠杆,去掉坏杠杆,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化解可通过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或增强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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