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杠杆水平增长迅猛，债务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国内来看，信用扩张和加杠杆刺激经济导致整体信贷快速增长和影子银行信贷井喷，中国债务问题令人担忧。从规模总量来看，截止2016年末，中国对内债务总额192万亿元，与GDP的比值为258.1%。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这一数字高于全球平均246%的债务杠杆率，但低于发达国家平均279%的杠杆率。从债务结构来看，受“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大量企业陷入了通过大量举债维持产能和库存的恶性循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提升。特别是对于实体经济里的两个投资引擎，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二者债务的快速扩张进一步推升了债务水平和资产泡沫。据统计，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48.8%，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为44.5%，均大幅低于国际水平，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65.3%，不但显著高于新兴市场105.9%的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88.9%的平均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重进地狱卢森堡和爱尔兰等离岸金融中心。

    实体企业的加杠杆往往是通过金融体系的加杠杆得以实现的。2013年以来，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降低及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传统存贷息差的稳定性发生下滑，商业银行开始通过同业存单和同业负债进行表内扩张，以同业理财的方式进行表外扩张，并借助委外投资的方式催生了非银行金融机构资管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在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投资的资金链中，资金层层嵌套、套利链条拉长。据统计，目前同业存单的规模超过7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约30万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逾60万亿元，通过表内投向非银和表外投向理财的形式为实体部门输送资金逾30万亿元。处于杠杆之巅的金融市场对于信用状况的变化极度敏感，导致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不断增加。

    由上观之，我国经济的总体杠杆率虽然不断上升，但规模水平并不极端，问题出在结构性的矛盾上，实体部门杠杆与金融市场杠杆齐飞，企业债务负担和金融体系脆弱性并存，中国债务问题陷入结构性矛盾和困境之中。

    美元加息，资本外逃压力增大

    从国外来看，美联储几番加息，导致国内资本外逃压力增大。例如，2016年12月15日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利率公布后，美元指数迅速拉升并最终突破102关口，攀升至历史高点102.62，创下2003年1月以来最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逼近6.93。我们知道，资本都是逐利的，美元加息，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国内资金更愿意流向国外资本市场。当资本回流美国本土，重振国内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动性将面临考验。特别是对于国内经济支柱房地产行业而言，这是一个由大规模资本堆积而成的行业，资金外逃，其预期走弱，势必会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国内国外资本双向流动趋势，必须事实上做到降杠杆，加息。

    资管业务需要统一监管规则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的资管业务自然受到市场的关注，特别是在监管层面，近年来，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监管格局暴露出一些漏洞，导致监管标准不一、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这一问题在结构日益复杂、层层嵌套的资管产品中表现最为突出。从实践看，当前各种资管产品的监管权限，分别属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由于历史形成原因，这些资管产品在产品准入、投资范围、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资金资产托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监管标准并不一致，有的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此外，分业监管也存在缺乏统一的监测监控体系的问题。例如，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不健全，导致跨行业风险识别、预警能力不足。随着各类产融结合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交叉性金融产品、地方金融交易所的迅速发展，一些所谓的创新产品游走在灰色地带，实际上没管住，监管套利活动滋生。

    因此，资管业务亟需统一的监管规则来规制各方问题，以防止套利和体现市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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