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花旗银行被爆出在华零售业务自2009年至今已亏损达3.5亿美元。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受阻并非个体现象。数据显示，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开展多年，但其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中仅占2%左右，在理财业务发展上步履维艰。

　　理财产品“水土不服”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花旗银行在华零售业务自 2009年至今已亏损达3.5亿美元。虽然花旗中国整体业务受其外国公司的关联业务的提振，仍然维持了盈利，但其消费者银行业务的困境仍然不容忽视。英国的渣打集团和总部位于香港的东亚银行也公布消费者业务亏损，汇丰控股的零售银行业务实现了盈利，但面向富有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亏损。整体来看，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与中资银行相比都有一定的边缘性。

　　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认为，外资银行目前的困境与其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大型外资银行高估了自己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或者说高估了自身品牌价值在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大多数外资银行发展时间较长，已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产品及管理方式，但这些东西是否更加适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仍需要细细思量。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在 2015年7月至 2016年 7月间期间发行的最低预期收益率低于 0的产品均出自外资银行。这类产品具有极高的收益上限，同时也拥有极低的收益下限，这意味着产品收益的波动性过大。而由于国内理财业发展初始形成的以银行信誉为背书的刚性兑付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理财产品几乎等于零风险投资的代表。因此外资银行此类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水土不服”，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

　　而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选择银行进行的资产配置通常也是以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风险性较高的资产配置还可以选择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甚至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虽然外资银行仍然遵守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逻辑，但对于普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了解程度与中资银行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中资银行所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往往是保本类的产品，其收益区间较窄且收益上限较低，其可达成的收益与外资行的结构性产品相距甚远，但符合了大多数投资者零风险的避险诉求，因此这类迎合大多数投资者投资偏好的产品更容易占领市场。另外中资银行对于资产的选择通常为高收益固收和类固收资产，以债券和融资类债券为代表，仅将所得收益投向衍生品市场，使得自身风险也能得到较好控制。

　　移动支付发展滞后

　　“国内的监管环境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构成了阻碍外资银行快速发展的障碍。”魏骥遥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另外，由于国内对于外汇有着严格的监管，很少有人能保留大量外币在境内，因此外资行在国际业务上的优势较难体现，只能专注于个人对私业务。而外资行的结构性产品、QDII产品都较难与中资银行丰富的产品线相抗衡，而且直到2014年外资银行才被允许开展境内基金业务，使得外资行的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极为缓慢。

　　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得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步履维艰。在中国，国有大行有数量众多的物理网点，客户粘性极强，其整体地位难以撼动。以上海为例，如汇丰、花旗等发展较好的外资银行在上海的网点仅有10余家，而仅工行就有超过 400多家支行网点。且外资银行的物理网点仍在继续减少，显露出难以为继之势。

　　物理网点同样相对较少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则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手机银行业务迅速实现经营转型，快速扩大市场占比。而在这点上，外资银行无疑也慢了一步。据了解，直至 2016年1月，花旗中国才正式推出手机银行，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开始建立有关便捷支付的合作，而大多数中资银行早在 2014年就开始拓展该市场。受限的服务内容，滞后的响应机制和极弱的客户基础使得对便利性极为重视的国内客户很难舍弃中资银行选择外资行。

　　“外资银行想在未来实现逆转的可能性也较小。”魏骥遥表示，目前资产荒的情况仍然存在，未来商业银行理财资产配置中权益类资产的比重必然会逐步增大，而资本市场的业务布局及投资管理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趋势下，外资银行在内地资本市场尴尬的边缘地位，又将使其极难跟上中资银行的步伐。如在 IPO市场占有率方面，最成功的合资银行瑞银证券2013-2015年的内地 IPO 市场占有率也仅仅只有 2%;德意志银行的合资公司中德证券的市场份额也仅为 1%;高盛高华更是只有 0.3%。在境内资产获取能力的比拼中，外资银行的颓势可见一斑。